法帖，中国书法艺术载体之一。在纸张发明之前，古人大都将文字书写在竹或木制成的薄而细长的片上，称简牍或简书；或者书写在丝织品上，称为帖。在造纸发明以后，凡书写在纸或丝织品上的、篇幅较小的文字均称之为帖。在唐代由于帝王的喜爱，出现勾摹前人墨迹集帖，即《万岁通天帖》。到宋代又出现了汇集历代名家书法墨迹，将其镌刻在石或木板上，然后拓成墨本并装裱成卷或册的刻帖。这种刻帖即使古人的书法得以流传，并扩大其影响，又是学习书法的范本，故又称之为法帖。明清之际，随着印刷业的发达和人们对书法学习的需求，汇集前人书法墨迹，镌刻法帖持续不断，规模也越来越大。除上述《万岁通天帖》外，历史上著名的法帖还有《淳化阁帖》、《绛帖》、《潭帖》、《大观帖》、《宝晋斋法帖》、《真赏斋帖》、《停云馆帖》、《余清斋帖》、《墨池堂选帖》、《快雪堂法书》、《三希堂法帖》等。
宋代法帖大兴以后，人们开始从历代名人法书中吸取精髓、省悟其意。传说宋代书家米芾，学习古人书法，既广博又用功，他经常向别人借古法帖来临摹，然后把摹本与真迹一起还给人家，使人很难分出真假。他的书法神采飞扬，突破了前人模式，给人以气韵舒朗之感。其用笔犀利精熟，能八面出锋。当时的苏轼、黄庭坚也都深受法帖的影响，流传下不少为人称道的作品。如苏轼的《祭黄几道文》用笔饱满，意味温厚，谨严而有活气，为其最精之楷书墨迹。黄庭坚的《松风阁诗》、《惟清道人帖》墨迹苍秀开朗，有昂藏之态。继之，书家墨客争相效法，善书者不乏其人。行书成为其间的主要书体，变晋、唐行书之含蓄，而极力追求其神采发越，尽态极妍。“帖学”之风蔚为壮观。
明代，由于当时的最高统治者明成祖、孝宗、神宗等大力提倡“赏帖遣兴”，刻帖者尤多。明代中叶，政治禁闭松弛，经济发展，思想活跃，使不少书家放弃了长期倡导的“台阁体”，而从法帖中学悟书法三昧。如同文彭所说：“古人名迹，愈阅愈作，仆性善草书，每一阅，必有所得，益知古人不易到也。”在这方面最有成就者：首推师法怀素，兼学黄庭坚、米芾的祝允明。他的小楷肥厚遒劲，很得大小浓纤、斜正疏密的变化之趣。草书列是纵逸不群，并且长于运用偏锋，以造成千姿百态。二是取法王献之、智永的王宠。他的书法既有王献之的俊丽疏爽，又有虞世南的遒劲丰润。表现了书家潇洒欲仙的翩翩风度。三是学颜，并博涉晋唐宋诸贤的董其昌，其书法生拙而致秀，笔画用墨，层次分明，一生追求自然洒脱又其味无穷的“平淡天真”的艺术境界。
总之，法帖对后代的影响不仅仅是这些，象元代的赵孟頫，清代的王铎、傅山等亦皆深得法帖之神髓。他们在继承前贤的基础上，形成各自不同的风格，为人们所钦佩。

法帖在供人“欣赏”和“效法”的同时，并没有失去石刻具有的文献性(资料性)。由上所述，法帖收罗了无数名家，不同风格的墨迹，就书法而言，自是丰富多彩，尤其是诸多名人墨迹，原本已佚，只靠法帖得以流传。从收集的资料范围而言，更是为人所注重。如同姜夔在《绛帖评》序中云：“帖虽小技，而上下千载，关涉史传为多。”宋代的《钟鼎款识》帖，刻了许多古金文，《甲秀堂帖》缩摹了“石鼓文”，保存了古代的金石文字资料。宋《淳熙秘阁续帖》所刻的李白自写的诗，龙蛇飞舞，使我们更得以印证诗人豪放的性格。《凤墅帖》里刻有岳飞的信札，是可信的真笔。至于孙过庭的《书谱》帖，更对我国书法的发展，书写技巧等，作了精辟的阐述。它不仅是一部难得的艺术佳品，同时还是一部有价值的书法理论著作，为今后的学习研究，提供了宝贵资料。
至清代，法帖已有近1000年的历史，其洋洋巨制者也不少，但这时却碰到了困难，注重考证的清代文人学士，潜心研究金石之学，“碑学”又“死”而复生，当时以阮元等为首的“北碑派”抛出“抑帖扬碑”之说，认为书法应该以汉碑为根本，北魏能继承汉隶遗意，就断定北魏是继承书法的正统。这种说法，虽失之片面，不符合我国书体发展的规律，但对法帖的发展确有影响。
法帖在后来的重钩屡翻之中，的确有弊病。正如《碑帖浅说图解》中所说：“汇帖一出，合数十代，千百人之书，归于一时，钩摹出于一手，于执笔者，性情骨力，即不能人人揣称。临下、笔下、刀下，止此一律。天下未有不善书，而能刻古人书者，亦未有能一家书而能刻百家书者，共炉而冶，五金莫别。八法之衰，有由然也。”
总之，我们要正确认识法帖的作用，在收集、整理、学习的同时，要一分为二，取其精华，去其糟粕，切不能“抑帖扬碑”，也不能“抑碑扬帖”。
法帖不仅是石刻中的一类，亦是一批重要的文字史料，对于研究我国书法艺术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。同时，还是我们学习书法不可多得的范本。仅北京图书馆所藏法帖，根据已整理编目者，已达837种，3844册。下面将据所知，把有代表性者略加介绍，以窥其豹。